揭秘惨绝人寰的印尼屠华“黑色5月”，为什么女性深受其害？

1998年5月13日到15日，印尼雅加达及周边地区发生严重骚乱，导致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，其中大部分是华人，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，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印尼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。

据妇女组织说，骚乱中约有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和轮奸，其中有20多名华人妇女因此而重伤死亡，包括一个9岁和一个11岁女童。另据估计被强奸的华人妇女总数多达300人。

五月暴乱通常是指5月13日至15日，发生在首都雅加达以袭击华人为主要目标的事件。在此期间，雅加达、梭罗、棉兰、泅水及巨港等地先后有华人妇女被强暴。

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：

1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。

据目击者及受害者证实，暴徒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，剪短发，用汽车接送。他们先用铁器橇开大门，打碎一切东西，然后强暴妇女。

2、手段极其残忍。

受害者小的只有9岁、老的50几岁。暴徒往往将华人妇女抓来，当着她们的父母、丈夫或兄弟面前施暴轮奸。雅加达北区一座高层公寓的华人妇女几乎无一幸免。有些暴徒施暴后，割掉被害者乳房，有些用利器插入阴部，然后丢进火海烧死。网上有很多令人发指的残害女性的图片，我就不放了，想了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。

3、带有种族歧视性质。

一些暴徒强暴时公然说:“你该被强奸，因为你是华人。”暴徒在施暴时往往有人同时照相、摄像，然后公开将照片发售，侮辱受害者及其家属。

4、威胁受害者或救援人员不得告发检举。

她们的电话被窃听，收到恐吓信或电话。暴乱期间，究竟有多少华人妇女遭强暴，由于受害者羞于启齿，或怕报复而不敢作证。
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部2014年奥斯卡获奖影片《沉默之像》，影片是上世纪60年度印尼屠杀华人的凶手的访谈记录，这里面加害者耀武扬威，被害者低声下气，甚至制作影片的人名字都不能打上去，怕的就是被报复。

为什么他们那么猖狂，东湖樱花分析了一些原因：

1、经济因素

1997年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印尼经济遭受重大打击。而经济的恶化，又导致了政治与社会危机。

随着民众怒火的点燃，苏哈托只能被迫下台，执政的专业集团党也分崩离析。苏哈托倒了后，印华这个有钱无势力，被印尼民众所敌视的族群，自然就倒了大霉，沦为土著民众的发泄目标。

这种情况下，军方非但不敢再庇护印华，反而故意将其抛出替罪羊。

如此一来，印华生机断绝，在1965年之后，再次沦为种族屠杀的目标。

印尼人力资源部长称，该国在1998年全国完全失业人增至3200万人，占全国劳动人口的48%，失业人口增多将成为印尼最严重的问题。

印尼的失业问题不解决，那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而当时印尼华人经商富了起来，他们便将问题转移到印尼华人身上，一方面发泄对夺走就业机会的不满，另一方面是赤裸裸的抢走他们积累的财富。

2、政治因素

这场屠杀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，印尼当地政府的煽动和纵容，是这场种族屠杀的主要原因，所以很多实施暴行的是军人。

这次暴动中虐杀男女老少、集体轮奸女性并焚尸，一系列烧杀抢夺的凶手中很多是军人。即使是现在，有女孩子去雅加达旅游，如果遇到印尼军人，往往会看到他们挂着不怀好意的邪笑。

那时候我们的国力不如现在，尤其是政治经济实力不够，第二年1999年发生的“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”之耻历历在目，如果中国强大的话，当时可能通过对话或威慑能解决一些问题。

但当时中国与印尼的邦交不太稳定：

1967年之后在印尼面对的困境和不平等对待华人的事件，中国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，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沟通；

1990年恢复外交，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遭受的待遇，也很少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，对来访的印尼华人热情接待，对外的政策宣传仍然谨慎小心，避免可能引起印尼政府的疑虑，以致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生存和发展艰难。

当时只能权保护中国籍的人，没有制止暴力行为的执法权，只能由驻地领事馆，将他们运到安全地区。

而这样的做法，往往被国内民众和一些海外华人指责为中国政策的软弱。可惜，我们那个时候国力孱弱，能做的是帮助接受改国籍的印尼华人发护照接回中国，不可能派一支航母战斗群去震慑。

3、文化因素

1998年，新华社对此事的报道是这样的：

“近期，有关华人妇女在骚乱中遭强暴的惨剧被陆续曝光。国际社会为之震惊，纷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。全球华人更是义愤填膺，强烈要求印尼政府尽快查明真相、严惩凶手。

骚乱期间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对护侨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。当雅加达整个城市陷入骚乱时，大使馆处乱不惊，全体动员，昼夜加班，对早在领事部登记的300多位中国公民和华侨逐个拨通“生命热线”电话询问安危，倾听求助。使馆官员置自身安危于不顾，多次开车冲过骚乱中的街区，将受困的中国公民和香港同胞及印尼华人华侨送至安全地带。使馆签证人员24小时值班为离境的中国公民和印尼华人提供服务，为他们争取宝贵时间。”

但遗憾的是，当时有中国国籍的印尼华人是很少的一部分，即使救助，能帮的也很有限，这又有着另一层的历史原因了：

当时印尼华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消退。

一方面，因为历史政策问题，不少人陆续出国。早期回归中国的华侨受到怀疑和迫害，不少归侨被划分为“地主”成份，华侨一向享有的优待也被视为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，而被取消。这十年的政策对海外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，对印尼华人同样如此，它促使印尼华人更多更快地加入印尼国籍。

根据1998年一份对北京地区359名印尼归侨的调查，他们在1950年至1959年回国的有253人，而1960年至1969年回国的就减少到95人，在1969年至1979年那个特殊的时期，回国的1个也没有。

另一方面，印尼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打击不留余地。不允许学中文，严禁庆祝华人传统节日，严禁放鞭炮，春节直到2000年以后才被允许。

不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在印尼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汉字，看不到华族文化的标记，只能在华人聚集区感受到上个世纪的华人文化。老一辈印尼华人还会说中文，年轻的华人基本都不会说中文。

当年发生屠杀的华人主要集中在雅加达周围。那里离政府近，人们比较狂热。而聚集在雅加达周围的华人，去中国化也比较严重，不会讲中文，真心以为自己就是印尼人，结果被反手一刀，当了炮灰。

而其他比较远的岛屿，由于控制力不强，所以执行屠华的力度也没那么强。很多华人贪恋自己在印尼的财产，哪里会肯回去？

为什么妇女们受害严重，这就不得不说印尼的野蛮：

在雅加达的某个地方，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，同一条街道上的妇女全都遭强奸或者被性骚扰。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，他们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，然后再纵火烧房子，这是有组织的。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，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。

暴徒闯进一户人家后开口便问：“你的妻子呢？”那个作为妻子的妇女逃到二楼，可是暴徒并没有放过她，她遭到3个男人的轮奸。当时警察和军队就近在咫尺，不过，他们却对呼救声置之不理。
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这些印尼的人渣还当着华人妇女的丈夫兄弟面施行兽行，一些受害者竟然是尚未成年的孩子。18岁的薇薇安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绝望的、求救无门的时刻，她悲痛欲绝地哭诉道：“至少有5个男人当着我爸妈叔叔的面轮奸了我的妹妹，我当场晕倒。当我醒来后，我下身火烧般疼。4天以后，我爸终于鼓足勇气告诉我，在我晕倒以后，我妹妹因为反抗被暴徒乱刀捅死，叔叔也被杀死了。我被7个男人轮奸。”

相同的罪行印尼在东帝汶也犯过，相同的惨绝人寰。

五月暴乱使印尼的声誉在国际上大受影响。各国舆论和团体纷纷用“野蛮”“惨无人道”“残暴”及“野兽行为”等字眼来形容这场暴乱，认为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竟然还发生这类掠人财产、奸人妻女的事件，是对现代文明的亵渎。

事实上，印尼至今有些地方的习俗，也是被视为野蛮，那就是每3年举办一次的“挖祖坟”节。

众要把过世先人的棺木从墓穴内取出，撬开棺木替先人清理身上的灰尘，换上新的衣物来缅怀他们已故的祖先。若是过世不久，骨骸仍完整的，还要把先人请出棺木，换上新衣后带着在村内游街。直到祭典结束，才封好棺木送回墓穴中。

强奸伴随着胜利方，作为战争的一种战利品而出现，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。

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，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，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。

当强奸的实施目的是为了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目标群体时，其亦可被视为种族屠杀或宗教清洗，暴力时期，性暴力就很可能在多种情况下发生。

苏珊·布朗米勒是第一个通过文献和理论概述战时强奸的历史学家。

她曾经论述到：

“战争为男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他们能够释放对女性的轻视。军队的雄性特征，证实了男性的长期怀疑——女性对于世界来说是不重要且肤浅的。”

“这些实施强奸的男人们本是普通人，但通过进入这世上最独一无二的男性俱乐部，而变得非同寻常。”

例如：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苏联时，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，而且还设立了大批的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，强迫这些妇女“慰藉”德国官兵。

愤怒的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：血债要用血来还。为了报复，苏联在攻陷德国后，也大肆强奸德国妇女。据估计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两百万以上，仅在柏林，就有13万妇女被害。

战争多是男性挑起的，但受害的多是女性。

二战之后，随着国际新秩序的确立以及人类文明法治水平的提高，战争中的强奸行为有所下降，但在一些战争中，仍有强奸行为出现。

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，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而今印尼人来中国工作需要什么条件?

需要通过政审。

如果家族中有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过屠华事件，永久不得入境中国，包括港澳台地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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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湖樱花，自媒体撰稿人，同名公号日更原创，专注写女性（历史文化商业时事）。